1936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会宁与将台堡实现团结，顺利完成了长征这一壮举。时隔90年，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事件，仍能感受到先烈们为之献身的伟大精神。在澎湃新闻的专栏中，特邀长征研究的专家从“多维视角”、“上海的渊源”、“行走与思考”三个方面，铭记历史，汲取力量。1946年3月17日，谢觉哉在延安重读历史文献，感慨万千，以诗表达对长征的追思：“重读《长征记》两函，雪山草地旧曾谙。”当日，他在日记中提到，这部作品记录了许多英勇事迹，令人感慨不已。

谢觉哉所提及的《长征记》，乃是《红军长征记》，这部文献在长征研究中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，其形成与传播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。1936年8月，毛泽东与杨尚昆向参与长征的同志发出征文函件，要求他们写下亲历的战斗与经历，强调此事的重要性。直到10月底，共收到200余篇约50万字的稿件，1937年2月该书完成编辑，定名为《二万五千里》，含回忆文章100篇及其他资料，共计30万字，其中一部誊清稿本被送往上海准备出版（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）。1942年，这部书籍作为内部资料再版，更名为《红军长征记》（上下两册）。

数十年来，《二万五千里》（又称《红军长征记》）因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，被视作是“中国革命史上最早、最直接、最真实记录红军长征的回忆录之一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文献的形成与传播过程深受上海的影响，展示了这本奇书与这座城市之间多重历史的交织，也反映了红色文献传播的丰富历史内涵。

关于这部书的创作背景，在书的前言中提到，书籍的编辑动机源于1936年春。当初计划是集中个人日记与文件，由若干人负责撰写，但因各人忙碌，计划进展缓慢，最终决定采用集体创作的形式。在1936年8月，因应国际宣传和募捐需要，发布了征文启事，强调出版《长征记》的重要性。

这一变化与外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到访有直接关系。斯诺对中国充满热情，上海是他第一次来华的站点，也是其深入苏区的起点。1936年4月，他特别前往上海拜见宋庆龄，以获得前往苏区的帮助。宋庆龄随后向中共中央推荐了斯诺及一名医生，以便他们能够顺利进入苏区进行考察。最终，斯诺与同行在热情的安排下，秘密进入陕北，采访了多位红军将领，获取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一手资料。回到北平后，斯诺撰写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《西行漫记》），成为经典之作。